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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缔造了德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一部影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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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19-06-08 11:57: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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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对弗里茨·朗的一次重要采访,主题是围绕他的代表作《M》。

Gero Gandert:你是怎么想到《M》的主题的?在1931年流行吗?当时有不有孩童杀手这样的真实原型?比如Haanmann、Crossmann、Kurten?

Fritz Lang:我非常喜欢读报纸,不止是德国报纸,我简直什么都读,我在字里行间寻找有用的信息。我曾经对上千种不同事物感兴趣,而这几千种兴趣,又总是归结为一条:对人类的兴趣。

不仅仅是一个人表面上做了什么——也不管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,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要去做?他的动机是什么?为了找到解答,需要不光是个人意识,更主要是同情心。

至于怎么想到《M》,谁又能确凿无误地指出是如何对一个主题感兴趣的呢?是什么影响了他?可能是秋天的一片落叶,可能是风起风停,可能是一场暴雨劈头盖脸淋下来⋯⋯我相信自己是自然地就被这个主题吸引住了,就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。

我可能去打探所有重要的东西(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),各种细枝末节都不放过。我决定做M的时候,正值连环杀手在德国猖獗,我问自己: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暴行?正如你说的那些同时代的原型Haanmann、Crossmann,他们都不是孩童杀手。但在布雷斯劳,那时却发生了针对儿童的谋杀,罪犯都没有被逮住。

《M》为什么吸引我,不仅是因为我想检视什么原因令人做出兽行,还因为我要展开对死刑的利弊讨论。电影的要义不在于惩罚罪犯,而是警告母亲们:「你们要看好自己的孩子!」这是我前妻当时的心声,她是编剧之一,我1933年以前的德国影片基本都是我俩写出来的,她当然对此片也作了很大贡献。很多年来,她都是我最得力的助手⋯⋯

侦探Lohmann

Gero Gandert:侦探Lohmann有不有原型?你有不有顾问?心理学家或者医生之类的顾问?

Fritz Lang:我不能简单地说,不,没有Lohmann的原型,他的个人品质、性格、幽默感,很难说。不过我的确请教过犯罪调查方面的专家,他们告诉我警察办案的一些程序方法。同样,我也和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长时间交流强迫性罪犯的心智状态。

Gero Gandert:评论家称你的电影含有浪漫元素,比如《M》里面丐帮市场的的场景,你赞同这种说法吗?

Fritz Lang:我觉得许多评论中的说法实际上都很肤浅。我不认为《M》或《狂怒》或者别的哪部我在美国拍的片子里有什么浪漫元素,比如The Woman in the Window,还有Scarlet Street、While the City Sleeps、The Big Heat等等,可能是有些生动有趣的元素,但肯定不是浪漫。

再说,当处理「浪漫主题」时,比如The Weary Death(1921)或者17世纪背景的影片《慕理小镇》(1955),必须在表演时真实地对待浪漫主义,而不能把角色大情绪伪装成「浪漫的」。

《三分钱歌剧》(1931)

Gero Gandert:影评人还指出布莱希特《三分钱歌剧》在《M》中的痕迹,你看是不是有这种影响呢?

Fritz Lang:布莱希特影响我?当然有的。和他同时代的人难道有谁不被影响吗?你怎么可能忽视布莱希特这样的天才呢?但是不能说一个人可以直接采用别人的观点据为己有,他不能只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发展出自己的东西。

Gero Gandert:声音作为戏剧性媒介在《M》中的运用广受褒扬。

Fritz Lang:《M》是我第一部有声电影。那时候,你能看到的有声电影,用一只手都能数出来。我当时开始对声音这种新媒介作出妥协。我发现,当我干坐在一个路边咖啡厅时,我肯定会听到马路上的噪音,但一旦我和别人进行深入的谈话,或者很投入地看报纸,那噪音也就充耳不闻了。因此,在表现一场对话时,有理由不去渲染那些额外的噪音作为背景声。

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声音不仅是可以作为戏剧元素,而且事实上必须成为戏剧元素。在《M》里,当大街上的静默(我故意忽略了其它噪音)被警察尖利的汽笛声撕破,或者被不时响起的口哨音所打破,这是对他无法压制的热望的无声表现。

同样《M》是我第一次用声音叠加声音,一个场景的末句话和下个场景的首句叠加,这不仅是加强影片的节拍,同样强化两个并置场景间内在思想的戏剧性的必然联系。

也是我第一次把两个对位的场景(黑帮分子为找出凶手的会谈,以及警察局内为了同样目的的商议)如此处理,使得整个对话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体。就是说一个黑帮说完,而一个侦探则刚开始说,这样两句话的连贯就产生了某种作用,反之亦然。很快我这些方法就在电影制作中流行开了。

当街头小贩听到刺耳的手摇风琴旋律时,塞住耳朵不听,很快手风琴声就没有了,尽管声音依然存在。这样做是一种尝试,倒不是说我想建立一种规则。

我从来不认为电影需要什么条条框框。它是常新的,一个重要的原则是,往往某一个镜头正确的拍法对其它所有镜头可能都是错误的。

Gero Gandert:克拉考尔在《从卡利加里到希特勒》中写道,《M》本来的片名是The Murderer Among Us。乔治·萨杜尔在他的《世界电影史》中说这部片子有可能会受到纳粹势力的威胁,因为片名暗示所有德国人都有罪,导致你后来不得已才将之改为《M》,这些说法正确么?

Fritz Lang:克拉考尔有一点没有说错,就是原来的片名是The Murderer Among Us,但他的论断说什么《M》是关于Kurten的电影,Kurten就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孩童杀手,但首先,Kurten并没有真正被确认为是凶手,其次,《M》的剧本早在Kurten被捕前就写好了。所以并不完全是他说的那样。

至于乔治·萨杜尔在《世界电影史》中说的,那完全是他在无中生有。

我把片名从The Murderer Among Us改为《M》,是在拍摄期间的事,因为一个追踪者在凶手的背上用手上的粉笔印拍上《M》的记号,以便让别的人能够认出他来。还有就是我发现《M》更加有意思,更能给人一见之下,留下深刻印象。

Gero Gandert:某些题旨和基调看上去一再出现在你的作品中:无情的命运最终获胜;罪人/无辜者受到迫害;主人公受到黑暗的本能所驱动;死亡的力量异常强大。你对此有什么解释吗?

Fritz Lang:个人对命运的抗争可能在我所有影片里面都有,主要体现为好人在和更强大、更高级的势力搏斗,可能这种势力是某种被普遍接受的不公,可能是腐化的组织、社会或政府,或者这种势力就是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内心世界。

如果你说我的电影表现了死亡比其它所有东西都更强大,那么我得说,你错了。我关注死亡,我认为在有些情况下选择死亡总要好过生不如死。他必须为之奋斗,抗争已经被认为是「正确」的东西,即使去和高不可攀的权力对抗,即使死亡将是必然结局。重要的是建立冲突、对立。

一方面,无辜者具有有罪的所有表象(Fury或者You Only Live Once),另一方面,有罪的人也带有所有无辜的表象——有人能够否认这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么?脱离表面,深入内涵来看,什么是有罪?什么是无辜?一个人能说他绝对无辜或者绝对有罪么?

如果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答案,那肯定是「否」。每个人都有去寻找对他来说是正当的事实,不管那种事实如何虚幻。这些想法是Jacques Rivette首先提出来的。我认为一个好导演首先是一个好的心理分析家,Jacques Rivette显然对我和我的影片进行过深入的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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